指引抗战胜利的灯塔,毛泽东写作

来源:http://www.heyin16.com 作者:中华历史 人气:200 发布时间:2019-05-11
摘要:内容摘要:在延安凤凰山麓革命旧址,记者探访了毛泽东曾居住过的石窑洞——吴家窑院:一张开裂的木方桌,一把掉漆的木靠椅、一只熏黑的木炭火盆外加一排吱吱作响的木书架,这

内容摘要:在延安凤凰山麓革命旧址,记者探访了毛泽东曾居住过的石窑洞——吴家窑院:一张开裂的木方桌,一把掉漆的木靠椅、一只熏黑的木炭火盆外加一排吱吱作响的木书架,这便是毛泽东当年撰写《论持久战》时的办公设备。据雷小倩介绍,《论持久战》全文5万余字,共计约120个自然段,深刻分析了中日双方的情况,彻底批驳了“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论断,指出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客观依据,并科学地预见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3个阶段。“《论持久战》以超拔的哲学思维将‘持久战’这一军事概念理论化、系统化、具体化、实践化,它批驳了错误论调,坚定了中国民众的抗战信心,是指导抗战胜利的有力思想武器。

深秋的延安,晴空万里。凤凰山下的一孔普通窑洞,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一处故居。对抗战时局产生重大影响的《论持久战》,是毛泽东于全面抗战进行的10个月里,在这里写成的。

1938年5月的某个早晨,在延安城内凤凰山脚的石窑里熬了数个日夜的毛泽东,终于停下了笔,伸伸腰走到门外,凝视着泛起的晨曦。窑内的桌上放着厚厚一沓文稿,散发出浓浓墨香,最上面一页潇洒的题写着四个大字《论持久战》。此时的毛泽东或许还不曾完全预料到,这部著作将成为“指导全国抗战的纲领性文件”,使他“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

关键词:

深秋的延安,晴空万里。凤凰山下的一孔普通窑洞,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一处故居。对抗战时局产生重大影响的《论持久战》,是毛泽东于全面抗战进行的10个月里,在这里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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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相继攻陷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一时间,对抗战失去信心者大肆宣扬悲观失望的中国“亡国论”,严重扰乱抗战军心民心。1937年9月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1938年三四月间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于是又有人高唱迅速击败日本的中国“速胜论”,但就当时中日两军的实际情况而言是不太现实的。

中日一旦爆发战争,中国该怎么打这场战争才不至于亡国?这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朝野上下普遍关注的问题。孙中山、蒋百里、蒋介石、陈诚及中国共产党人对此都有过相关论述,均认为抗日战争必是一场耗时费力的“持久战”。但这些思考却没有系统地回答好“中国能不能打赢日本?”和“中国怎样能打赢日本?”的问题。为此,毛泽东决定写一篇系统阐释如何进行持久抗战的理论文章,以消弭各种不切实际的论调,将爱国力量统一到“持久抗战、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正确思路上。为完成这个计划,他一边查阅大量资料,拟定详细写作提纲;一边与各方人士交换意见,广泛吸收有价值的见解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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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彻底批驳“亡国论”“速胜论”,毛泽东决定撰写一部关于抗战理论的著作,对全面抗战10个月来的战争经历和经验做个总结性的概括与解释,回应全国人民关于抗战前途、抗战策略、抗战方式的关切,从而指明抗日战争的前进方向。

大约在1938年初,关于《论持久战》的构思就已基本成型。当年1月某天,毛泽东与著名学者梁漱溟就抗战前途问题进行了一次通宵达旦的长时间谈话。在反复驳难的问答式谈话中,毛泽东经过严密论证后很肯定地对梁漱溟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性不存在。”这一“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结论,使对国民党抗战没有信心的梁漱溟膺服不已,多年后他撰文回忆到,“这篇文章《论持久战》那时还没有发表。他就是以这篇文章内容来说给我的。说中国一定胜利。我听他的谈话,把我心中的烦闷一扫而光……我非常佩服他,五体投地的佩服。”

  巍巍宝塔山,悠悠延河水。初冬的延安在微寒中肃立。80年前,在陕西省延安市凤凰山脚下一孔普通的窑洞里,一本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小册子”——《论持久战》孕育而生,进而对全国的抗战局面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6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就指出,中日早晚要打一仗;中日这一战,是持久的。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泽东又指出,中日之间最后的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在充分吸取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构思臻于成熟。1938年5月5日晚,毛泽东与首个到访延安的美国军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Evans Fordyce Carlson)初次见面。他热情地握着卡尔逊的手说:“欢迎参赞!很抱歉,请你晚上来。因为我白天睡觉,晚上是我精力充沛的时候。”接着,毛泽东低声呼唤勤务员端上茶和花生,与卡尔逊在烛光下进行了坦诚而深入的彻夜长谈。他们交谈的内容包括抗日战争,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形势,各个时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宗教对社会的影响等。关于抗日战争,毛泽东说:“只要人民有志气忍受困难,有决心继续抵抗,中国就不会垮台。中国像一个容量一加仑的细颈瓶,而日本灌进了半品脱水。它的部队进占一地方,我们转向另一地方;他们追击,我们就后退。日本兵力不足,无法占领全部中国,只要人民决心继续抵抗,它就无法用政治手段控制。”卡尔逊对此抗日战略十分感兴趣,请他更加明了的阐释一下。毛泽东点燃烟斗深吸一口,自信地说:“有几种围困。日本在五台山包围我们,围困我们。但我们有另一种围困,比如日本在太原驻守,太原的东北是聂荣臻的部队,西北是贺龙的部队,林彪的部队在西南,朱德的部队在东南。日军在山西一出动就会撞上我们的巡逻队。正像山西是华北的战略锁钥一样,五台地区也是山西的锁钥,我们占领五台,日本人就不能控制山西。另一种围困应是美国、苏联同中国一道围困日本,这将是一种国际的围困。”

  虽然已经过去80年,历史的记忆却从未模糊。在延安大学,该校政法学院副教授、陕甘宁边区史研究学者雷小倩向记者回顾起《论持久战》的时代背景与形成过程。

为写好《论持久战》这部专著,毛泽东阅读了大量国内外资料和战争理论著作,1938年5月毛泽东开始废寝忘食地写作。

此番谈话,让毛泽东给卡尔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日记里写道:“这是一位谦虚的、和善的、寂寞的天才,在黑沉沉的夜里不懈地奋斗着,为他的人民寻求着和平与公正。是他提供了中国现代的自由思想和基础,以非凡的组织能力,建立了现代的中国共产党机构的基础。他有卓越的洞察力,使山西、河北的抗战方式,如此有效地抵消了日本的现代化武器的优势”。

  《论持久战》发表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10个月。其间,北平、天津、太原、上海、南京等城市相继陷落。随着战局的起伏,“亡国论”“速胜论”等论调甚嚣尘上。为了凝聚国内抗日力量,坚定国人的必胜决心,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对抗战10个月以来的经验进行总结性解释,以回应世人关切。

翟作军当时是毛泽东的警卫员,他曾这样回忆:“主席写《论持久战》,已经有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还一个劲儿伏在桌子上写呀写的。实在写得太累太困的时候,才叫我们给他打盆水洗洗脸,清醒清醒,又继续写。饭吃得很少,脸色也不好看。大家生怕主席累病了,便在值班时加倍注意,劝主席多休息。”

发表与影响

  雷小倩告诉记者,“持久战”这一战略观念并非灵光一闪的天外来物。早在《论持久战》一文发表前,“持久战”的思想观点已经在我党主要领导人的头脑中反复斟酌酝酿、深化发展。1936年7月,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就已提出坚持持久抗战的各项方针;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提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等一系列具体战略问题。此外、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也在文章、谈话中初步提出了进行“持久战”的问题。

翟作军说:“大概写到第八九天的半夜,主席把我叫去,交给我一卷用报纸卷好的卷卷,叫我过延河送到清凉山解放社去。过了两三天,解放社送来了校样,主席拿到手以后,就又手不释卷,不分昼夜,反反复复地修改起来。”又过了些日子,样书出来后,主席又吩咐他把书分送给中央几位首长看,准备再做进一步的修改。

时值1938年4、5月间,年初开始的徐州会战已接近尾声。台儿庄大捷让国人看到了新的希望,逐渐从“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失陷的沮丧中缓过神来,更有人从日军被迟滞的进攻步伐中似乎看到了胜利在望,提出了“速胜论”的观点。甚至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有人受此影响,到处发表“顶多四年就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盲目乐观论调。4月25日,《大公报》发表社评说:“现时的时局,就是抗战前途的重要关头,我们在这一战胜利了,其有形无形的影响,就可以得到准决胜的功效。”“全将士注意!现在就是准决战。”次日,《大公报》又发表社评说:“这一战当然不是最后决战,但不失为准决战,因为在日本军阀,这一战就是他们最后的挣扎。”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雷小倩说。

经过不分昼夜的反复修改,《论持久战》如及时雨般问世。1938年5月底6月初,毛泽东在延安正式作了《论持久战》长篇讲演,有力地批驳了社会上弥漫的“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论调,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论持久战》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论持久战》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明确指出通过三个阶段,中国必将从劣势到中日平衡再到占据优势,而日本必将由优势到中日平衡再转向劣势。

在各界人士就“亡国论”与“速胜论”广泛争论之际,毛泽东从5月初开始,废寝忘食地奋笔疾书,一气呵成了洋洋五万言的军事理论著作《论持久战》。此文一出,当即以其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前途问题的系统性、预见性思考,有力批驳了党内外存在的“亡国论”“速胜论”错误思想,明确了持久抗战的正确方向,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日到底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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